16岁离家出走

"一旦我真正做出反抗，反抗本身就失去了吸引。多年以后，我意识到，这是我30岁之前最接近成人的一刻。

2007年的夏天，我完成了一次预谋已久的出走。

那一天早晨，我和平常一样，六点起床，迅速地穿好衣服，去镜子前洗漱。我父母和往常一样，在卧室睡着。

我们家没有做早餐的习惯，确切地说，没有给我做早餐的习惯。在我刚刚升入高中的时候，我母亲曾经受到她的闺蜜们的感染，决定早晨六点起来给我做早餐，她有十二个闺蜜，其他人都在常年如一日地给自己的孩子做早餐，而我从小的时候，就只会买学校门口的早餐。

反思过后，她决心给我做早餐。

那时候，我们母女的对抗正日渐白热化。早餐本该是我们缓和关系的一个契机，可惜，事与愿违。

第一天，母亲做了黄豆豆浆；第二天，她打了黑豆豆浆，第三天，她打了各种豆子的豆浆，每天都是一大碗。我告诉她，这太多了，我喝不完。她慈母式地注视我说，好好喝。

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只喝了大碗的一半，母亲很生气，觉得我浪费了她的辛勤付出。我们又开始互相指责。

“有本事你自己出去过吧。”随着我年纪的增长，母亲的优势日渐衰落，她既不能打我，逻辑上也无法辩论过我，她头脑灵活，很快就想出这个我无法反抗的招数。

一旦她讲到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所有的吃穿用度都由她提供，我的气势就顿时萎靡。

常常这个时候，父亲会从温暖的被窝中起床，问道：“大清早的，你们又怎么了。”

这个“又”字道明了一切。多年以来，父亲一直试图充当一个调解员。他和历史剧里敷衍的官员一样，目的只有一个：维持表面的稳定。

父亲惯会和稀泥，当母亲蛮横地介入我的生活，妄图掌控我时，他谁也不想得罪。但我知道，沉默就是一种选择，他选择了妻子一边。

母亲在家庭斗争中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气魄，只要她认为自己是有理的，那么，她就所向披靡。在所有理由中，最能给予母亲力量的，便是她掌握了我安身立命的关键。

三年级的一个早晨，我的闹铃没响，眼看要迟到了，我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央求母亲带我去学校，我希望她能够向老师解释，这是一个意外。在班里，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。

母亲拒绝了，她说，你迟到了，是你的事情，又不是我的事情。

因为你没有喊我起床，我才迟到的。我辩驳道。

我为什么就非得喊你起床，我又不欠你的。我母亲抱着胳膊，立在门口跟我说话。

她像是在看一出闹剧，一点也不在乎我迟不迟到。

对啊，她为什么就非得喊我起床？我思考了一会儿。

然后我想起我的同桌、前桌、后桌、和我一起跳皮筋的小伙伴们，他们的父母之中总有一个人会在早晨拉开孩子的被窝，喊他们起床。

于是，我变得很有底气。“别人的妈妈都会喊他们起床。”

“那你去找别人的妈妈吧。”她无所谓地扭过头，继续去睡了。

我只好爬起来，收拾好自己背上书包，父亲站在门口等我。“送门口就行了，让她自己进去。”快要出门的时候，我听到母亲在卧室里喊了一声。

此时，我已经像一只气球，愤怒让我的整个身体膨胀起来，在路上，我开始思考，如何躲过老师的板子。早晨的前两节课是我们班主任的，她是一个戴着金丝框眼镜，身体粗壮，顶着一头厚重卷发的女老师，她的手里常年拿着一把木头制的板子，那是我们班里一位同学的木匠父亲做出来的。

过去她有一把塑料尺，用来打同学们的屁股和手掌，有一回这把尺子连续工作好几十下，突然断成两半，一半掉在地上，一半飞向教室中央。她捡起掉在地上的那一半，很可惜地说道：“这尺子质量太不好了，班上有谁家里有木板子吗？”

一位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，他说：“我们家有。”他的父亲是一位家具城的木匠，家里有许多废弃的木板，随便拿出一个，将表面磨得光滑，就能使得趁手。

于是，班主任就拥有了一把再也不会折掉的武器。

迟到这天早上，这根武器自然也用在了我身上，我是垂着红肿的手掌回家的。母亲瞥了一眼，继续盛饭。父亲随后回来，闻到饭香，他说：“今天的饭不错啊。”

如果那时候我读鲁迅，我就会懂得一件事：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没有人在意我的痛苦，我绝望地意识到。

我的家庭不属于我。我只是父母婚姻里一个顺带的产品，出于义务，他们不得已要将我养到十八岁。初一那年，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

我的同桌李阳是一位皮肤黝黑，瘦高瘦高的男生。在一个夏天，他突然消失了。

他父母连续三天没有见到他的身影，学校里也没有。他父亲骑着自行车找遍了全城所有的网吧，也没能找到。他母亲则在校门口守着，她认为他一定会返回学校，寻求同学的帮助。

看到他母亲时，我非常诧异。在李阳的描述里，他母亲暴力、易于愤怒、偏心、毫无怜悯之心。

李阳出生在腊月里，因为是二胎，刚出生就和母亲一起被送回乡下老家，村里不通暖气，冷得要命，窗子透风，他母亲就在那个时候落下了头疼病。每当头疼的时候，她就对他恶语相向。

他上头还有个姐姐，她是光明正大，在所有人的祝福里生下来的。并且，她还生在春天里，那一天天气特别好，他母亲沐浴在阳光里，生下了一个女孩。这使得他母亲对两个孩子呈现出皆然相反的态度。

“她只爱我姐姐，不爱我。我们家不需要我，你懂吗？”他果断地下了定论。

一周后，李阳被他父亲找到，回到了学校，因为他敢于离家出走，成了班里的英雄。

“你和你妈和好了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没有，你知道我妈每天在我走之后干了些什么吗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似乎预知我会摇头。“在我的卧室里搜寻证据，这样她就可以惩罚我。”见我不相信的样子，他又补充说，“父母有时候打你，不是因为你错了，是因为，他们只是想打你，谁让人家出钱养你呢。”

李阳后来又离家出走了几回，都是被他父亲找到，送到学校里来，他母亲只出现过一回。她走在李阳的前头，面色苍白，看上去像是被他儿子折腾得筋疲力尽。把儿子交给老师的时候，她才转过头跟他说话：“你好好的。”

语气里都是哀求的意味。

我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是李阳的离家出走，改变了他母亲。他用行动告诉她：看吧，我有能力独自活下去，我不需要你。

初三开学的第三天，李阳又消失了。这一次，是彻底消失了。这一回他动真格，消失了半年后，才回到家中，他被父母送去当兵，就再也没回过学校。

李阳的消失，没有影响到班上的任何一个人。曾经听过他的悲惨故事的同学，都升了高中。

一天夜里发生的事，让我不可遏制地想起了他。

我母亲突然让我给她弹奏一首钢琴曲，我拒绝了。我刚刚下晚自习回来，非常累，只想躺在沙发上，不做任何事。

但这一次母亲非常执拗，要求我一定要弹奏。这是我们之间经常会涌动的暗流，我越不想做什么，我母亲就一定要求我做，她越是要求我，我就越是不做。

她的执拗基因在我身体里起了作用，就好像两个一模一样的人，互相较劲，难分输赢。

最终我妥协了，我想尽快结束战争，掀起琴盖不情愿地弹奏着。母亲看出来了，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真正胜利了，这令她感到羞辱。

在我弹奏的期间，她发起第二轮攻势，其中最有战斗力的理论仍然是，她花了金钱和心血来培养我的特长，我连为她弹奏一首曲子都不愿意。

争执中父亲回来了，他很不情愿地又一次被我们拉进了辩论。

“难道就因为你们花了钱，我就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吗？我可以明天弹，也可以后天弹，但我就是不想今天弹。”

这句话刺激到了我父亲，他问我，怎么能够如此评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，太混账了。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我母亲那边。

而我恰恰认为他这是恼羞成怒，我点破了家庭关系的本质。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控制我，就是因为，他们花钱供我吃穿、上学。

那时候我想到了李阳，假如我也和他一样，离开家庭，证明自己能够独立地生活，我就会拥有底气。我的父母，再也没有理由控制我。

很快我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开始计算，什么时候出走合适，需要什么装备，多少钱够用。

没钱是最大的问题，一年的九月通常是最穷的时候，经历了一整个暑假，零食、联络友谊的活动增多，攒下的零花钱都用光了。

问题接踵而至，在这种忧愁中，我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起床，我如常去上学，路上又开始盘算。那几天，我每天醒来，想到的第一件事，都是如何离家出走，一想到我父母焦急而挫败的样子，我就有一种报复的快感。但是等我中午回到家里，面对一桌子饭菜时，我又告诉自己：先填饱肚子吧。

如此反复，我的士气在一日三餐中，被渐渐消磨。大约过了不到一周，我就暂时遗忘了这个念想。

实际上，我有过许多次离家出走的打算。

一开始我像个战士般勇猛，时间在一点点凌迟我的勇气，很快肚子就会变成一个奸臣，告诉我应该投降，等我吃完饭，身体变得舒适而慵懒，想要一张床休息，睡眠充足以后，没有任何人逼迫，我就会走去学校上学。

过去许多年，我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轻易改变。

事情发生巨大的转变，是在一场家长会过后。当时班主任要求所有学生要给家长写一封信，放在试卷上方。

所有人都写了，但不包括我。当其他家长都拆开信封阅读自己孩子的心声时，我母亲手中什么也没有。这让她尴尬又愤怒，在这种情绪中，度过了长达三小时的家长会。

回到家中，她终于将这种羞愤发泄出来。

我很高兴地告诉她：是的，我就是不想跟你沟通。我看到她的眼睛发红，坐在椅子上，不像平常挺着背，隐隐有颓靡之势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看到了老去的她。

楼道里传来父亲的脚步声，我预感大事不妙，一溜烟跑进卧室。

我感到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，躺在床上等待它的到来，很久很久，久到我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意识到，我躲过了一场暴风雨。父母没有向我发难。

这很不寻常。一分钟之后，我决定离开。

那天早晨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几件衣服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哦，还有一只从老家地里长出来的葫芦，祖母在上面锯开一个缝隙，送给我。一年来，有硬币和一角、五角，我就塞进去。我没法弄开它，只能塞进包里，从钱包里，找到一些钱，杂七杂八，加起来不到两百。

那是我全部的身家。

我原本打算写一张告别的字条留给我父母，于是，我站在门口听着我父亲的呼噜声踌躇良久。最终，我选择什么线索都不留下。轻手轻脚地开了门，我朝卧室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，将钥匙和手机扔在沙发里，走了出去。

那一天天气不算很好，阳光并不明媚，有些闷沉沉的。一些孩子背着书包，匆匆忙忙地赶公交。

一个小女孩手中拿着仙女棒，快要走到我面前时，她指着我喊：巴啦啦小魔仙，变。附近的小区里，经常有玩小魔仙的孩子们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看到年轻的行人，就试图将其拉入自己的游戏中。我没有理睬，她又喊了一声：变。

“变个毛线！”我大声喊道，向她做了一个鬼脸。女孩顿时就哭了。

我感到快乐极了，因为我做了一直以来不敢做的事情。

我曾经做过很详细的计划，离家后就去当键盘手，然后演出赚钱，像唐朝、黑豹，那些牛气哄哄的乐队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去一座有海的城市。

我需要先买一张去往西安的车票。平凉的火车站，只能通向极少的城市。我们向来仰赖交通发达的西安，只有通过它，才能去往天南海北。

确定目标后，我找了一块石头，狠狠地砸向这个我宝贝了一年的存钱罐。祖母把它交给我的时候，希望它可以陪伴我到十八岁。那是我们家地里长出来的最大的葫芦。

过去我有无数次砸开它的念头，就像看到一只气球，你就想用针扎开它一样。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将一只厚重的玻璃笔罐放置在大立柜上，我每天望着它，无数次冒出要将它掀下柜子的念头，有一天，我觉得自己长高了，站在床角上，吃力地够着它，我看着那只在阳光下被印衬得晶莹剔透的笔罐，一点点地触碰它，最终，它掉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巨响。那一下，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。

我的骨子里有一些毁灭的倾向，我没法做一个乖乖坐在沙发上的小孩，就像我没法每天正常地上学放学一样，我有意破坏行走在正轨上的生活。

我告诉我父亲，那是无意间推下去的。我撒了谎，让父亲相信了我。

出门后不久，我就有些想念我父亲，他是个不错的人，就算他不是我父亲，他也是个好人。我也开始想念我母亲，虽然她做的早餐不怎么样，但是她六点就起床了。

随后我想到，这两人发现我不见了，他们会多么惊讶，多么愤怒，又多么懊悔。

我砸出了一堆零碎的小钱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去往火车站。

一路上我一直在担心我的钱不够，当我拿到去往西安的红色车票时，觉得拥有了全世界。

车票是晚上的，没有其他班次了。

十一点左右，我猜想，我父母大约已经知道我没有去上课，也许他们正在满城地找我。我不敢回到城区里，只好坐在候车室里，等待。

我在这里吃了泡面，看人来人往，大约四五个钟头。我感到很乏味，我决定去学校，跟我的朋友告别。

去学校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，我母亲有可能守在大门口，父亲可能发动了他的朋友们寻找我。

我带上口罩和帽子，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这是我去网吧时的常用装备，在夏季艳阳的烘烤中，我感到呼吸很紧张。

去往学校的路上，我路过一个背着吉他坐在地上的女孩，她的面前摆着一张白色的纸板，上面写着，她是某所音乐学院的学生，从兰州去往西安的路上，被人抢了钱，只好向好心人求助，希望用吉他演奏，获得资助，回到学校里。

围观人数逐渐变多，她开始弹奏，弹得很顺畅，但是手法稚嫩，随后她唱起来，卖力地摆动身体，唱得也很顺畅，但人群很快散去。

街道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女孩，背着书包或是一把吉他，跪坐在路上，用一个纸板写上动情的故事，以获取围观人群的怜悯。他们有的也会才艺，但才艺并不出众，只作为一个噱头，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

在我驻足的几分钟里，我在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。我的乐理知识一直学得很差，因为我不愿意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听音乐老师讲枯燥乏味的乐理知识。而我喜欢的许多乐队成员，在我这个年纪，已经写过好几首歌了。

几个月前，我曾经写过一首理查德式的钢琴曲，但是一直被卡在高潮位置，我想了很久，也没能写出来，只好半途而废。我总是在需要死磕的时候放弃，毁坏它原本应该的进程，转而去做别的事情，然后重复过去的道路。

母亲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，永远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永远不能走完一条路。

那一瞬间，我的底气消失了一大半。

到达学校的时候，校门口很安静，周围没有人，除了一旁小卖部里的阿姨在不停地搬动货物，烧烤店还没有营业，竟然有些萧条之感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时间的学校周遭，这种感觉很陌生。学校里面和学校外面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校门将我和学校里的人隔离起来，一股恐慌的情绪控制了我。

我想象着我的同学们正在里面上课，就算有人打瞌睡，有人偷吃零食，有人看小人书，但他们仍然坐在椅子上，半只脚试探在大学的校门口。

在我们的青春期，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问题。

我的同桌是一个每天沉迷游戏，导致成绩一落千丈的曾经的好学生。

我的好闺蜜，受很多人的追求，这让她很甜蜜，也让她烦恼。她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，被父亲教训。她父亲揍她的方式，就是直接拽住她的鼻子甩。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是看到她红肿的鼻子你就笑不出来了。

我的发小和她妹妹，为了争夺家中的优势地位和父母的关心，斗得昏天暗地。

但他们没有一个人，尝试离开家庭，离开学校。尽管大家一致觉得未来不知道去做什么，但只要还在读书，就觉得总会知道。

这时候，我已经在外面晃悠了一天了，天色渐晚，天边最后一抹夕阳，也逐渐离去，我感到精疲力尽，背包在此时更加沉重，消磨着我的精神气，我花了所有积蓄买的火车票，看来也不过是张纸。我对它们失去了兴趣。

一旦我真正做出反抗，反抗本身就失去了吸引力。多年以后，我意识到，这是我30岁之前最接近成人的一刻。

我开始往回走，夜幕降临时我已经走到了家门口，我去口袋里找钥匙，没能找到，此时我想起来，早上出门时，我骄傲地将钥匙扔在了沙发上。我只好敲门，怀着忐忑的心情。

敲第二下的时候，门就开了，仿佛我父亲就在门背后面，等着我归来。

母亲在一旁神色如常地问我：“你早上出门怎么没带钥匙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

“哦，那你赶紧串上吧，别明天又忘了。”她说道，父亲像往常我下晚自习那样，倒了一杯水给我。

我接下水杯，有些摸不着头绪，我父母明明应该知道我没去上课，我的班主任是那种迟到一小时，就会打电话给家长的老师。

父母的反应太过平常，顿时令我陷入一种古怪的氛围，难道我离家出走了一天，丝毫没被发觉？比起经历一场暴风雨，这更令我尴尬，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

我沮丧地回到房间里，一件件掏出书包里的行李，突然想起，我没有退票！钱白花了，很快我陷入更大的悲伤，那是我一个多月的零花钱啊。

但是我躺在床上时，想着明天仍然要上学，感到极为安心。

许多年后，母亲告诉我，那天我离开家的两个小时后，他们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，得知我没去上学后，他们又发现，我既没带钥匙，也没带手机。

母亲立马意识到，我离家出走了。

他们确实找遍了全城，在学校门口守了整整一个早晨，母亲跟父亲说：“完了，这娃真的跑了。”

他们回到家守株待我，觉得没有希望后，又出去找。最后他们彻底失去了希望，准备报警时，我回到家中了。

母亲一开始的确想着，找到我后，要揍死我，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母亲只希望我回到家中。她和父亲商量，如果我回到家里，他们就当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，母亲决定为她的女儿保留一丝尊严。

这场预谋两年的离家出走，就在一种默契中收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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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为《早熟少女》系列的一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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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 | 朱小天